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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就记得父亲不知一次地对我讲，我家五代教书，我父亲、我爷爷、我爷爷的父亲、我爷爷的爷爷，都是教书，言外之意大有事业不继的感觉。也是，我家姊妹5人，只有一名男生就是我哥，不幸当了工程师，可不后继无人了吗？老爷子的心事我大姐夫很了解，所以他在我父亲去世以后，费了老大的劲把我从旅馆调到了学校，我们老郭家就有两个女儿，（大姐和我）从事让父亲津津乐道的教育工作了。

父亲的印象在我的脑子里总是不太清晰，就是现在想起来也有许多的事情都记不得了，因为父亲42岁时才有我，也许是我们之间的年龄差距比较大吧，父亲对我的言行，我当时没有特别的感觉，没有想到的是我今天：到了当年父亲的那个年龄，对他的所作所为，反而清楚的记起和理解了，可惜太晚了，为此我感到惭愧。

记忆中得父亲总是住在他的单位，也就是一所中学，他好像换过一些工作，比如：总务主任、语文教员什么的，据我母亲讲(她是我父亲的学生)，父亲年轻的时候很精神，“走路袍子的角都飞起来”，写得一手好字，课也讲的好，性格又特别开朗，学生们都很喜欢他，特别是女生，这点我特别相信;他的工作很认真，记得我的一位同事和我聊天无意中谈起父亲，说：“哎呀，那是你父亲呀，我在那学校上学就知道有这个人，因为他读书时还兼带整理书，把很多自己学习的资料写在书边上，我们可受益了，没有见过面的老师也”;我还知道他在同事之间人缘特好，严律己、宽待人，经常帮助有困难的人，具体的我太不知道，只知道他去世的时候，已经退休8年了，又赶上学校放假，没想到来了好几百人到八宝山前来送父亲，差不多单位的人全来了，场面很是感人，人们念叨的多事他的善良和他的豁达、他的博学。

父亲从来不说很重的话批评我们孩子，一般的事情他总是轻描淡写地处理，我记得小时候（6-7岁吧）有一次我妈让我去买馒头什么的，记不清了，反正拿的是五斤粮票，小小的一张纸，丢了，当时的五斤粮票不是小数，大约是我半个月的口粮，怎么办呢？我蹲在胡同里找来找去，天都黑了不敢回家，忽然传来父亲的声音：你在这干嘛呢？我头都不敢抬：我丢了五斤粮票，找不到了。父亲二话没说，从他自己的钱包了掏出在单位买饭的五斤粮票给了我“回家去吧”，我如释重负地跑回了家，现在想起来，父亲怎么过的那个月？不知道了。得到父亲的表扬，是我们每个孩子都常珍视的，所以我们在各方都很努力,现在长大成人，都是认真工作不知其他的类型。

由于父母亲都是教师，文革时期的臭知识分子，我初中毕业全班有2个人插队，就有我，那时年轻又不惜力，干活时从来不知道偷懒，在农村过的倒是也不太困难，乡亲们对我真是挺好。插队一年多了，有一天大队的喇叭里叫我的名字，让我回大队部，我扛着锄头回来一看，是北京一著名医院招收急诊室的护士，面试以后他们告诉我，收拾行李准备回京吧。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，那时候谁也不知道自己在农村呆到什么时候，我们村里还有6-7年的老知青呢，这次我们的大队一定是鼎立推荐的我。好梦不长，没有几天，有一名老知青在城里托关系活动，又揭发了我的父母亲是臭知识分子，她是根红苗正的无产阶级，把我给顶替了，这件事要是在现在我一定见怪不怪，但是当时自己太小，不谙世事，没有想到还有这种事情，心里别提多难过了，一赌气就回家了。母亲板着脸说什么也不相信这回事，坚持认为我在农村表现不好犯了错误，人家才换的人，我平静的地、悲愤地、慷慨陈词地解释都没用，母亲后来就不说了，干脆不理我了。我在家一星期，天天都希望母亲看我一眼，说句安慰的话，可是没有，我只好悻悻地回农村去。走到东直门长途汽车站，我心里还是很难受，就给父亲打了个电话，什么也没说，就是告个别，说我回农村去了。父亲当时在电话里不知道有什么感应，说你别动，就在车站等我，我马上到。西八里庄啊，当时的交通，父亲倒了几次车来到东直门？我不知道。只记得他急匆匆地、带着我最爱吃的点心来到我面前，用那么关切的眼神看着我，那么信任、那么关切地看着我，我在他的目光中踏上破旧的公共汽车，只记得夕阳下风吹起父亲的白发和高扬的手，心中一片澄澈。

前几天，无意中给女儿讲起这段往事，本以为事情过去了那么多年，自己经历了那么多的变故，应该是百毒不侵了吧，没有想到眼泪不自主地流了下来，原来在自己内心的深处，还有一些不能愈合的伤痕，那种不是亲人造不成的伤痕；也还有一些不能忘却的温暖，那种不是亲人给不了的温暖，在终生慰籍着我，也时时提醒自己不能给自己的亲人心灵的伤害，哪怕是微小的和无意的。